大抵到王朝末年，人心不古，妖孽横行，冤案辈出，造成人间怨气直冲霄汉，惹得天怒人怨，终于引发一场大革命来彻底埋葬这旧秩序。

说是天道无常，其实都是人间惨祸。可是发生在晚清的这件案子，却在最后一刻迎来了正义。可是当人们在感慨说“善恶有道终有报”时，却发现，这个案子中当事人虽然侥幸得以苟活，却最终发现不过是又一次充当了政治斗争的工具。

不过，大清王朝终究还是大势已去，这奇案迭发正是应了那一句话：算来算去太精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

公报私仇：杨乃武身陷囹圄

太平天国最终败亡，徒众星散，化入乡里，隐姓埋名。

有一女子名叫毕秀姑，原为太平军家眷，走投无路，辗转来到浙江余杭，给葛家做了童养媳。这毕秀姑颇有姿色，喜穿白衣绿裳，被乡野痞子无赖戏谑送绰号“小白菜”。她嫁给葛品连后，两人租住在杨乃武家的一间房子里。因此，杨乃武与小白菜过从甚密，杨乃武还经常给小白菜教书、认字，教她读经。时间一长，街坊邻里起了闲话，当时街坊中有“羊（杨）吃白菜”。

（小白菜：秀外慧中）

这杨乃武生于1840年，是浙江余杭县的乡绅，家里颇有资财，又有学问，中了举人，有了当官的资格。因此，他平时爱管闲事，喜欢抱打不平，为民伸冤，这大概也是他年轻气盛，总觉得自己有把刷子，有改天换日，为国为民的士子情怀。余杭知县刘锡彤曾为滥收钱粮、敛赃贪墨（晚清官场，贪腐盛行），被杨乃武联络士子上书举发，断了财路，因此心怀怨隙。

须知官字两张口，左右都是理，平民百姓无事不登衙门口。断人财路，如杀人父母，杨乃武这般行径，早已入了这县太爷的黑名单，就差一张大网了。

这机会说来就来。

且说这葛品连不知何故，正当盛年竟得病暴死。由于死因蹊跷，谣言四起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乡野痞子造谣生事，这葛品连的老母亲耳根子软，失了儿子，本就心神难安，听了这谣言就把这个案子上报给了余杭县衙。这县太爷刘锡彤得到报案，就带领着仵作前来勘察，一番检查之后，得出了中毒而死的结论。

羊吃白菜、中毒而死，这其中的逻辑很容易就能解释的过去，不是说十条人命九条奸嘛，这案子太容易破了——这杨乃武垂涎毕秀姑的美色，这毕秀姑不守妇道，两人勾搭成奸，使毒剂害死丈夫。

这就是现实版的《潘金莲与西门庆》哪！

刘锡彤当即索拿毕秀姑，带到县衙后，用了很多审讯手段，也没有让毕秀姑承认伙同杨乃武谋杀了亲夫。刘锡彤好不容易找到了杨乃武的把柄，如何肯轻易罢手？于是，酷刑挨个来上，料想一个小小妇人如何能抵得过大刑伺候？没多久，屈打成招的毕秀姑画押招认。

杨乃武被传唤到县衙，矢口否认，声称在案发前几日一直都在外地不曾返回，何来伙同谋杀之说？因为杨乃武有举人身份在身，刘锡彤不能用刑，得不到口供，因此不能定案。看到杨乃武无事，县太爷如何肯罢休？于是立刻呈报杭州知府公文，请求解除杨乃武的举人身份。

（杨乃武：屈打成招）

这杭州知府与刘锡彤原是老乡，彼此关照，很快批复。这县太爷在得到批文的当晚就取捉拿杨乃武，当夜严刑拷打。杨乃武知道与县太爷有仇隙，一旦承认作案，自己就死无葬身之地。这县太爷最终还是没有得到口供，可也不准备就此放弃，他把杨乃武解送至杭州府衙，上报给杭州知府陈鲁。这陈鲁与刘锡彤沆瀣一气，要把杨乃武问成死罪，再次大刑过堂。杨乃武屈打成招，被问成斩立决；毕秀姑伤天害理，问成了凌迟处死。

情深义重：家姊奔走喊冤

杨乃武的妻子和姐姐，虽是妇道人家，但也颇有主见，变卖田产，走动关系，在浙江府衙奔走喊冤，终于无果。杨乃武本想放弃，在姐姐的劝说下在狱中写了陈情状，到北京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上访鸣冤，最后找到军机大臣翁同龢。翁同龢认为案件疑点重重，于是上报给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命浙江巡抚杨昌濬重新审理此案，并派监察御史王昕到民间私访。

很快杨昌濬审明了案件真相，但他为了维护同僚和众人的乌纱帽，仍然做了个葫芦僧，以“通奸谋命”回奏慈禧。与此同时，朝廷还委派了浙江学政胡瑞澜审理此案。胡瑞澜虽然知道案子有冤情，可是他的顶头上司就是杭州知府陈鲁，而且周围官员都被已被刘锡彤、陈鲁等收买，于是就以审理中公平中直，无屈打成招，无滥刑逼供，同意原判决上报。

慈禧通过几条线收到的信息都是一致的，因此就认下了这桩案子，可是此案却一直悬而未决。因为中国古代刑事诉讼，人命关天，除非是十恶不赦，没有皇帝朱批，得要到秋后才能处决。杨乃武的姐姐和妻子这次得到了杨乃武在浙江的仕途朋友们的援助，红顶商人胡雪岩听说杨家为上访已经倾家荡产，当场就给了200两银子。

于是，杨乃武的姐姐再次进北京鸣冤，得到了在京任职的浙江籍官员三十多人的支持。由曾在民间暗访，了解案件真相的监察御史王昕出头，再次上奏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这次才发现了事情有了不一样的进展，浙江籍官员借由此事已经抱团，对以陈鲁为首的非浙江籍的官员有了针对之意。

当年上海开埠已久，报社风气大盛，《申报》也对此案连篇报道达3年多，专题报道80多篇，这使得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已经成为当时的舆论关注焦点，很多政府官员都通过《申报》了解案情。同时，还有一些外国人也关注杨案进展，对清王朝屈打成招的法治建设提出了批评（类似于现在的人权提案）。

（慈禧：借力打力好手段）

1876年，距离案发已经3年有半，慈禧觑得良机，派刑部尚书桑春荣亲自审理。桑春荣调来了经验丰富的多名验尸官参加开棺验尸。葛品连的尸棺从余杭千里迢迢运至北京，桑春荣亲自主持验尸。验尸结果为，葛品连因病去世，并非中毒身亡。

至此，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，终于大白于天下，沉冤得雪。各级参与审理此案的官员一律得到了严惩。慈禧太后连发数到懿旨，罪魁祸首余杭县令刘锡彤判流刑，发配黑龙江。浙江巡抚杨昌濬，浙江学政胡瑞澜，杭州知府陈鲁一律拔掉顶戴花翎，永不录用。其他人员或流放充军，或革职查办，前后多达100多名官员受到了严惩。

冰山一角：清廷压制湘系集团

如果把这件案子放在晚清的时局中去看，就更是耐人寻味了。很多人都认为，杨案是慈禧借浙籍官员打压湘军派系，被惩处的100多名官员都出身于原湘军体系，湘军在江浙一带的势力，遭到重大损失。

太平天国败亡后，兵强马壮，人数多达20万的湘军成为清廷肘腋之患。曾国藩放弃了割据东南称帝的冒险，选择了裁撤湘军。只是普通湘勇发了犒赏银了事，湘军将官就需要就近安置了。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，在湘军势力盘踞的江浙一带，安插了大量的湘系人马。这些人利益攸关，同气连枝，把持着清廷财赋之地，对朝廷的政策那是油盐不进，一直是清廷隐患所在。

慈禧太后曾明升暗降，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，委任非湘系的马新贻担任两江总督用来整顿江浙地方，结果没几个月竟然被刺杀在任上。在张汶祥刺马之后，清廷为查明真相，曾把他一双年幼儿女带到眼前，苦苦哀求，而张竟然也不为所动。

（刺马案主角：张汶祥）

所谓死士，不顾自身生死已经不易，如果连子女也不顾，那么其深仇大恨必有大于一身一家者，而此时的西北回乱的民族仇杀可能是一个很合理的解释。张文祥曾说过刺马是“为天下除一通回匪者”，如果联系到1870年马新贻遇刺之时，正是左宗棠西北平乱与回军决战的关键时期，时间上也耐人寻味。

湘军当然也能体察到朝廷的用心，为了保证自己的荣华富贵，湘军必须要制造战争需求，用以体现自身的价值，尤其是对高级将领而言，拥兵才能自重。可是朝廷历来都是“狡兔死，走狗烹”，此后的“海防”、“塞防”论，其真实缘由，也可能不全然都在粮饷上。实际上，在剿灭“粤匪”之后，湘军的实力派人物左宗棠就把目标盯住了西北的“回匪”，他早就着手收集关于西北地理物产风土人情的资料，为用兵做准备。

湘军要在西北用兵，需要江浙富庶之地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如此军费军饷的来源才能有保证。湘军领袖左宗棠任陕甘总督，督师在西北与回军作战，而回民马新贻却任两江总督，坐镇后方最重要的财赋基地，清廷这样的人事安排，难道不是有意为之吗？所以虽然清廷同意了左宗棠的西征请求，然而仅仅只给了200万两军费，其余的2000万两都需要左宗棠自己筹措，这些有地方上的协饷，有地方商绅的募捐，还有向上海洋行的借款。这些款项，当地封疆大吏的态度是积极还是应付，其实干系很大。

（左宗棠：引得春风渡玉门）

所以，如果有人以此来诱骗张汶祥，说马新贻白彦虎等勾结，加之以破坏平定回乱之名，为防止他在在筹款上碍事，应有可能的。左宗棠抬棺西行，万里长征，平陕甘，定青海，收新疆，消息传来，浙江巡抚杨昌濬赋诗赞颂：“大将筹边未肯还，湖湘弟子满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”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刺马案，湘军集团如是幕后黑手，那么就等于是将了慈禧一军，慈禧钦点曾国藩去处理马案，算是给了湘军最后的面子。当然，湘军在江浙尾大不掉，连朝廷的颜面都不管不顾，慈禧是记着仇的，只是缺少合适的报复时机。杨案的发酵，使得慈禧能够借助民意，借题发挥，把以杨昌浚为首的浙江官员100多人集体罢官，使湘军在浙江的势力大受打击，也算是报了当年一桩旧怨。

由于当时已是近代，办报之风甚盛，马案与杨案都成为了所谓奇案，很快就编排戏剧演出，大造舆论，民间议论纷纷。毕竟大家都不是傻子，经过这些奇案的斗争，湘军集团与清廷已经离心离德。到了甲午时，湘军已经基本旁观。到了庚子时，刘坤一则参与东南互保。到了辛亥时，湖北新军成了革命军的骨干，成为推翻清廷的主力。

（甲午战争：湘军已逐渐淡出）

当出狱之日，杨乃武目击毕秀姑奉懿旨，被押解尼庵削发为僧，自己虽保住了命，却已一身伤残，几为废人，连举人功名也不准恢复，不禁黯然自问：“我这冤案是昭雪了么？”

一曲冤歌传百年，长伴遗恨说青天！我大清，还有多少年？